水危机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0油箱
时间：2022/09/08 21:22:43 编辑：
水危机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
“软硬”兼施守住水安全红线
——水危机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中篇)
直面水危机，如何扼住其“咽喉”？专家建议，亟待文化“软规则”与制度“硬规则”综合发力，软硬兼施，守住水安全三条红线。
切中环境道德失范的文化“软肋”，让生态文明铸为全民意识
“如果一个人拿把斧子无辜砍死人，那么，他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也会受到舆论谴责。但是，如果有人拿把斧子无辜砍倒一棵树，或者污染、浪费了一池水，情况则完全不同。多数人会视若无睹，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对大自然的犯罪。”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这样类比环境道德失范行为。
在他看来，造成环境道德失范行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认为人是主宰万物的统治者，人与自然界是敌对、斗争的关系；二是在实践层面，在人与自然界相处过程中，长期、大量存在人类对自然界非人生命体的贪欲与恶行，却没有受到道德舆论谴责。早在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说：“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当一种要求被满足的时候，一个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
一些地方官员的片面政绩观，更使水危机加剧。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市场为主导的利益机制并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的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资少、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短期内扩大地方GDP。
郑通汉说，这种以环境伦理道德失范、经济主体价值观迷失、全民节水意识淡薄等为主要特征的“软规则”缺失，是造成当前中国水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原因。他呼吁，必须重塑人与水的关系，补上生态道德文化课，推进环境文化复兴，走自律式发展道路。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贵州省贵阳市狠抓生态道德文化建设，在全民中倡导生态伦理、生态良心、生态义务，努力使生态意识成为全民意识，把生态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全市生态文明志愿者达36万多人，10万公职人员承诺每年志愿服务不少于48小时。
不以GDP论英雄，贵阳市重新制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政绩考评标准，激发了各级官员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权威人士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单位的生态环境状况，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其公民生态道德文化水准的高下。
诊治涉水公共政策、机制的制度“硬伤”，健全水务管理和水权水价体制
用制度学的观点来看，制度与文化，是对水危机的形成和治理最具根本影响的两大“规则”。因此，除了运用“软规则”(意识、道德、价值观)击中造成水危机的文化“软肋”以外，还需要健全“硬规则”(体制、机制、政策)，疗治造成水危机的制度“硬伤”。
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最关键、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靠政策、靠制度、靠改革。政策和制度同属于“大制度”范畴，而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就是治道变革。
治理水危机的制度之变，首先要理顺水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水务行政管理基本上承袭了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江河湖库等水源地、农村水利、防汛抗旱、用水规划、城市供水、排水和城市地下水管理、水污染治理、城市节水等等，都由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保护协调机制更未形成。
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宪法行政法学教授周叶中认为，这种“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多龙治水”的水务管理体制破坏了水资源利用的自然循环，在水资源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信息不畅、协调不力、争权逐利、推责扯皮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必须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从体制机制改革上促使涉水相关管理部门形成合力，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监管、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等。
治理水危机的制度之变，还要建立水权制度体系，改革水价形成机制。郑通汉坦言，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配置水资源的核心制度，水权制度在我国许多流域并没有建成科学的体系，流域水权不明确，权属不清。不仅如此，水权交易制度的环境没有形成，水权无法顺畅流动。前些年，当浙江省的东阳与义乌转让水权交易成功以后，有很多人对交易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
与水权密切关联的水价，长期以来处于价格扭曲状态，不能合理调整水资源的供求关系，不能正确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价值。
山西省运城市水资办主任李强说，“好政策不如一分钱”，应当全面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利用价格杠杆等市场化手段，推广实施以差别水价和阶梯式水价为重点的水价政策。工业和服务业用水要逐步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拉开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水价差价。探索实行农民定额内用水享受优惠水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办法。他还建议，全面开征水资源费，对超采区的用水户，要大幅度提高地下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守住三条水安全红线
水安全问题已引起高层高度重视。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作为今年的“一号文件”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共中央首次全面系统地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工作。它开篇就明确指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
这份重要文件吹响全民水文明建设的“集结号”。文件号召，提高全民水患意识、节水意识、水资源保护意识，把水情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一号文件对未来十年治理水危机的目标任务设置了几道硬杠杠：到2020年，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地下水超采基本遏制。
为确保实现上述目标任务，一号文件划定了“三条红线”：一是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二是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三是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文件还明确，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县级以上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
陈雷表示，2011年水利部将在重点流域和区域率先划定三条红线，在用水总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方面提出量化指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专栏)强调：“中国耕地资源稀缺已众所周知，但实际上我国水资源与其相比更加稀缺，却少为人知。一号文件明确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就是要全社会像重视18亿亩耕地一样，重视水资源保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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